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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案落下帷幕

2014-03-10 10:50:54
來源:你我貸

或將對高管辭職套現產生影響

“案件本身對證券市場肯定會有影響,去年股市震蕩,一些上市公司大股東辭職套現,最高院的這次判決會對這種行為有警示作用,對即將實施股權激勵的公司也有示范功效”

本報記者吳曉鋒本報見習記者陳霄

近日,隨著最高人民法院終審判決書的下達,備受關注的上市公司廣東雪萊特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雪萊特)高管股權糾紛案告一段落,也標志著此前公司兩股東長達兩年的連環訴訟終結。雪萊特案被媒體稱為國內首例股權激勵糾紛案。更確切地說,這是國內首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糾紛案件。這個第一案,用原告方代理律師的話說,“意義重大,對金融危機下震蕩的股市的一些不良現象是個啟示”。

股權之爭:贈與或轉讓

事情緣起于2007年7月底,時任雪萊特副總經理的公司董事李正輝突然向公司提交辭呈,稱因自身體能原因無法繼續承擔公司重任,請求辭去副總經理和董事職務。董事會通過其辭職議案,兩天后李隨即辦理離職手續。此舉引發連環案件第一訴。公司董事長柴國生向法院提交訴狀,訴稱李正輝未服務滿約定年限,違反此前兩人訂立的兩份股權贈與協議,請求李返還他所贈與的股份和賠償損失。按當時雪萊特的市值估算,該案訴求標的額上億元,由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立案審理。在廣東高院的法庭里激烈爭論的是,4年前柴把自己名下的38萬股(約為公司總股本3.8%,后來雪萊特上市后增至522萬股)股權無償贈與還是有償轉讓給李,按照當時雙方訂立的《關于股權出讓的有關規定》,柴將從個人股份中拿出部分贈與李,以肯定李的突出工作成績,是為“股權激勵”;而按照后來雙方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和公司上市時的《招股說明書》,李是以一百多萬元的價格購買了柴的上述股份。在柴李的贈與協議中,約定李必須自2003年1月1日起至少在公司服務滿5年,期間若離開公司必須退還股份。隨后在2004年7月15日,柴國生又將自己持有的公司0.7%的股權贈與李正輝,李在當天簽署的一份承諾書中承諾5年內不以任何理由從公司主動離職,否則賠償柴這部分股權損失。這部分股權變更因登記備案即為贈與,存有爭議的僅僅是股權價值的計算,兩審法院認定并無二致。廣東高院最后依據工商登記和股東名冊登記(登記為有償轉讓),并且柴不能提供贈與的足夠證據,從而認定3.8%股權不是贈與而是轉讓,柴的返還請求被駁回。判決下達后,雙方均不服(李對一審支持柴第二次贈與股權的計算價值不服),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院以李不能就自己向柴支付過一百多萬的股權購買款項提供證據,認定雙方當年成立的是附條件贈與的合同關系,即李為公司服務一定年限,柴個人贈與其一定股份,從而判定李必須依照當時的協議約定向柴返還尚未服務完的4個月的股份34萬多股(522/60×4=34.8)。據南都網報道,雪萊特負責人認為最高院最終認定是贈與而不是轉讓,已達己方預期,而李本人雖并不認可這個結果,但也不打算申訴。由此這個兩年來數度出現于公眾視野的上市公司股權糾紛案終告一段落。

當股權激勵遭遇高管套現

最高院對廣東高院一審作了改判,最關鍵的部分在于舉證責任的分配。按照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規則,負有證明責任一方不能提供證據證明自己主張的,承擔不利后果,通常就是敗訴的風險。該案中爭議最大的無非就是3.8%(522萬股)的股權是贈與還是轉讓,一審認為柴證明不了自己是贈送的就駁回其請求;二審則認為李證明不了是購買的就支持柴的請求。據柴國生的代理律師謝會生介紹,最高院最終重新分配證明責任,既是證據規則本來的要求,但也不排除有考慮到現今愈演愈烈的上市公司高管辭職套現現象的可能。由于該案的主審法官辦公電話幾天來一直處于無人接聽狀態,本報無法求證律師的說法,法官基于何種考慮重新分配證明責任無從得知,然而在客觀效果上,對證券市場一些不良現象的震懾很有可能是存在的,中國雖不是判例法國家,但最高院的判決素來不缺乏對司法實務的影響力。2008年初,繼中國平安巨額融資風波之后,包括三花股份在內的十幾家上市公司高管辭職,上演了一出中小板塊高管集體辭職套現劇。這一現象引發對國內資本市場的普遍憂慮。評論一致認為,導致上市公司高管放棄每年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優厚年薪而辭職套現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利益誘惑太大而現行法律規制不足,持有公司股份的高管只要減持套現,立馬就能成為千萬甚至億萬富翁,而按照現行法律規定,高管在職期間每年轉讓股份不得超過所持股總數的四分之一,離職之后半年內不得轉讓公司股份,此外再無束縛。“違約的成本遠遠低于違規的收益”,北京師范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華教授在博文中寫道,“是高管人員敢于鉆法規空子,甚至違規的更深層次的原因”。但顯然,包括高明華在內的更多學者也指出,股權激勵需要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他們和許多實務界人士的看法一樣,中國目前還沒有形成這樣一個資本市場。高管人員持有公司股票,能夠有效解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問題,在美國一度被譽為激勵機制的創舉,甚至被稱為“自公司制之后資本主義的第二次制度革命”,在西方國家曾經取得巨大的成功,普遍被認為是實現公司長期良性發展的極佳武器。而中國的股市發展到今天,“上市融資的圈錢本性并沒有改變”(職業投資者、獨立財經撰稿人皮海洲語),高明華教授也認為以圈錢而不是以完善公司治理為主要目的的上市是“中國資本市場不成熟的表現”。高管辭職套現被認為是上述本性的延伸,不僅對公司的長遠發展和內部治理結構產生不利影響,對證券市場的負面效應更難以忽視。分析人士認為,這類舉動直接加大了限售股解禁的壓力,也容易動搖廣大投資者的持股信心。有關人士擔心,一旦這種作法形成風氣,獲利的是這些投機高管,埋單的則是中小投資者和整個市場。“案件本身對證券市場肯定會有影響,去年股市震蕩,一些上市公司大股東辭職套現,最高院的這次判決會對這種行為有警示作用,對即將實施股權激勵的公司也有示范功效”,柴國生的另一位代理律師羅文志對《法制日報周末》記者說。股權激勵是多數民營企業喜歡采用的對高管的激勵方式,尤其是那些致力于公司長遠發展、有上市規劃的民企。據2006年底上海證券報的一項調查,超過7成上市公司均有意于實施或引入股權激勵計劃。然而在股權激勵最為普遍的美國,2007年《華爾街日報》的調查則顯示,2001年美國平均10家企業有8家給董事股權激勵,預測2010年給董事分發股權的企業可能只有10%。美國是證券交易監管最為嚴格的國家之一,近十年仍然涌現許多與股權激勵有關的丑聞,比如安然事件。有關人士認為,中國股市投機套利現象仍然嚴重,股權激勵要真正普遍施行,中國市場監管者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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