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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如何走出去?

2014-03-10 10:50:54
來源:你我貸

很高興邀請各位老師來參與南方都市報主辦的“人民幣國際化與亞洲貨幣一體化前景”小型研討會。舉辦這個研討會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與當前全球貨幣體系整個架構息息相關;二是中國宏觀經濟現在出了這么多問題,中國在融入這輪全球化過程當中,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選擇與調整也與中國要選擇的匯率政策息息相關,匯率、利率、通脹率和經濟增速,這幾個變量的排列選擇可能會長期困擾中國;三是人民幣國際化本身作為中國金融戰略最高的組成部分,還沒能引起國人的深入關注,更多的人認為這是一個美好的前景,現在談這個問題,海市蜃樓的成分多一些。各位老師都是研究人民幣匯率及國際化的高手,今天在這里做一個觀點交流、思想碰撞,希望能為本報讀者提供一道思想大餐。人民幣為何要走出去張宇燕:在去年年底的華盛頓G20會議上,胡錦濤主席談了四點建議,其中第四點談到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問題。貨幣體系多元化的含義之一,就包括當下多少有些敏感的人民幣的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從定義上講,就是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結算的一個計價貨幣,不但要計價,同時還要作為結算和儲備貨幣。為什么要談人民幣的國際化,首先它有好處。最直接的就是我們通說的鑄幣收入,鑄幣稅。全世界都在生產美元能夠購買的商品,美國生產美元,格局就是這么一個格局。到機場免稅店看,各種奢侈品、服裝是歐洲生產的,電子品是日本韓國生產的,香水這些都是法國生產的,美國生產什么,除了幾包煙以外沒有,但是美元在那兒使用,大家全都用美元。我們持有美元的過程就是美國占有我們資源和服務的過程。其次,它能夠影響到其他國家貨幣政策。我們原來講格林斯潘是世界中央銀行行長。他只是美聯儲主席,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很多國家儲備大量的美元,公司持有大量的美元,每天美國貨幣市場交易量達到幾萬億美元,占全球整個交易量的百分之六七十,美國匯率的波動,對整個美元的價格都有影響。所以美國宏觀政策、匯率政策最終要影響世界各國。貨幣發行國通過貨幣和債券發行以及金融創新等手段不斷擴大其貨幣市場規模,加強了其在國際貨幣市場、全球石油及鐵礦石等關鍵大宗商品市場的定價權。對貨幣發行國而言,鑄幣稅意味著可以計量的有限利益,而掌握貨幣政策以及貨幣和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則意味著掌握著影響和控制別國財富的無限利益。中國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持有大量的美元,但沒辦法轉作他用,或者減持。中國這么多的外匯儲備不能隨便亂動,中國持有外匯的過程,受了很多損失,中國要減少損失,必須把人民幣適時地推出去。這個進程已經開始了。比如在周邊國家走一圈,很多國家拿著人民幣直接可以買賣了,中國和很多國家簽訂了雙邊協議,貨幣互換協議,量已經很大了,包括熊貓債券等。這里面還有很多問題,它有成本,比如人民幣還不是一個自由兌換的貨幣,資本項目下沒有開放,人民幣不能自由買賣,邊貿用了一些,在債券市場上做一點,跟貨幣互換上做一點。真正把人民幣推出去有很多配套措施,而且需要承擔責任。所以,人民幣國際化一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現在是一個好機會。因為人家愿不愿意持有人民幣,看的是人民幣能不能保值,中國有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在這兒,拿了人民幣從某種意義上講就等于拿了美元,這等于我們向周邊國家發行以美元為儲備的人民幣,這是我們的一個優勢。還有一個優勢是什么呢?中國跟亞洲國家,相當多的國家是貿易逆差,跟日本不一樣,日本推了很多年日元國際化,但失敗了,它和這些國家原來都是貿易順差,沒有辦法讓人家持有日元。中國現在跟美國和歐洲是貿易順差,跟亞洲很多國家,區域性的是逆差,這是一個很好的條件。特別是現在金融危機,美元幣值不穩,這是我們的一個機會。另外一個重要優勢就是華人區,這也是蒙代爾強調的,他說華人區兩岸四地要加強貨幣合作。香港現在已經感覺到,緊緊地綁在美元上有問題,特別是人民幣在香港已經可以流通了。張平:香港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認為人民幣是捆在美元上,人民幣和港幣是一樣的,所以香港若直接與人民幣掛鉤,就是雙重綁定,毫無價值,只會增加一次摩擦成本。張宇燕:關于亞洲貨幣合作,日韓他們都非常希望搞成一個亞洲貨幣合作的機制。像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川英治他們這些人搞出的亞洲貨幣單位,人民幣的權重是36%,日元21%,韓國是16%,新加坡大約是11%.他給中國的權重之高,讓人吃驚。他實際上想把中國拉進來,讓中國接受這么個東西。韓國也有這個想法,他們甚至把未來亞元的名字起好了,就是ASIRO,韓國一位教授跟我說,為什么叫ASIRO,前面是亞洲,RO是比擬歐元,中文發音還有道路的意思,這條道路通向亞洲的繁榮(笑)。他們現在都想把中國拉到框架里面來,中國現在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從個人的角度講,我覺得還是人民幣要做出去,但是到底怎么做,火候怎么把握,如何計算收益與成本,都是大問題。人民幣走出去對中國經濟的挑戰張平:我對這個是非常的不明白,我基本上是關注國內問題,從國內視角看,涉及到貨幣國際化問題直截了當的就是:第一,你愿意在什么區域內付出逆差,這是貨幣國際化的前提,要不然你的錢誰要,你首先要有這塊逆差的支撐。第二,你的金融市場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容納國際上的錢來這兒轉來轉去,或者說你的錢能夠到別處轉來轉去。第三,你的經濟夠不夠強勁,否則你是短期有信用,長期沒信用,所以這里頭就涉及到對國內經濟如何判斷。國內經濟是不是夠強勁?現在全世界捧你,中國是不是有這么強勁?我不認為中國的經濟現在很好,只能說我們比別人還好一點,好在哪兒呢?兩條。第一,中國在新世紀以來,對外依賴是減弱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的引擎并不像人們說的是過度的外部依賴,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靠老外”轉向以城市化為基礎的經濟帶動,中國的實體經濟實際上受到外部沖擊沒這么厲害。從經濟增長帶動來看,中國1994年人民幣貶值以后,整個1994―2000年,外部帶動中國經濟增長比例是16%,其中1997年,外需帶動經濟增長44%,基本上一半都是靠外面帶動的。新世紀以來,2001―2004年,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帶動只有3.8%,降到這么低了。2005年開始到2008年外需帶動突然加劇,為什么呢?大量的順差進來,順差以什么樣的速度而來呢?每年翻倍的速度進來,原來大致是2000多億,后來是4000億,8000億,1.6萬億,后來奔著兩萬億。2005年出了什么事?人民幣升值,按照季度看,就是升值那個季度開始,順差激增,而且翻倍激增。任何一個國家不管升不升值,它的技術-貿易的出口競爭力也不可能是翻倍地上升。國際上質疑中國,說你這不是貿易現象,而是金融現象,70%是順差是為套利而來,賭人民幣進一步升值。我們課題組用“結構突變模型”去測算,平均下來約有49%的順差是無法用技術-貿易競爭結果解釋的。中國其實在2005年后,不是技術-貿易競爭力高增,實際上是在衰落,如果我們翻開沿海地區的區域增長,挨個省份來看,浙江2003年工業增加值從頂峰走下坡路,廣東從2004年高點開始走下坡路,江蘇、山東2005年高點開始走下坡路。可以說,新世紀以來中國實體經濟對外部的依賴度實際上比上世紀90年代的中后期是弱了。第二個問題,中國加入WTO后,中國是外向型經濟但不是外部依賴型經濟,所以這一次沖擊對中國的影響嚴重在什么地方?嚴重在跟1997年危機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嚴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已經率先在1993~1995年進行了宏觀調控,實現了“軟著陸”。所以到1997年我們已經把泡沫擠得比較干了,那時盡管碰到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國內問題不太大,主要是外部問題。這一次不一樣,就是在2007年,美國和中國的泡沫都是在頂峰上。中國2007年GDP增長13%,不論從什么角度看,均是過熱:房價是最高點;股市是最高點,CPI在2007年的第四季度已經是六點幾了。所以這次嚴重的問題是在美國出現危機時,中國經濟已經內含了它一定要進行內部調整。中國現在的調整,再加上又有外部沖擊,使得這個調整顯得絕對的有壓力,所以才出現了內外需均有嚴重問題。2008年后,中國對全球有效匯率升值是很快,過去我們盯著美國,前一段有效匯率升值不快,現在由于全球貨幣都以美元避險,中國貨幣堅挺程度,升值非常快,遇到了所謂的人民幣堅挺,其標價的所有資產價格都有高估傾向,所以資產價格的高企是中國現在的一個問題。在資產價格高企之下,直接的一個結果是中國的國際出口競爭力下降。最近的幾個調研報告也已經指出。一份對中國的170家國際企業做的調研,90%要從中國轉移走。資產價格堅挺拉高了你的勞工、土地、基礎設施使用、資本等很多要素成本,直接會影響中國制造業的長期國際競爭力。這樣一看,中國現在要面臨的問題就清楚了。中國國內的問題,如何能夠有效地使城市化繼續發展,發展的同時還能降低資產價格,如果資產價格過高,長期高估的話,中國經濟中最為重要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很難完成。通過再啟動城市化,同時還要降低資產價格,這對中國經濟發展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當然保障性住房是一個重要的作用,經濟適用房以后怎么推,包括物業稅怎么改,這都是很大的技術難題,只有這樣才能重振中國的長期的國際競爭力,才有可能持續增長。美國的繁榮與其90年的順差分不開,英國和日本一個是70年,一個是50年的順差,德國順差的時間也是非常長的,而中國僅僅十幾年的順差,這十幾年順差里累積的外匯儲備還有一大堆熱錢,所以中國是不是有特強的國際化的能力,現在依然是我比較懷疑的問題。這是我對國內的一個理解。這種理解下來,我非常贊成的是人民幣的區域化,尤其在亞洲區域的國際化,中國現在不具備像老外忽悠中國人民幣國際化和相應承擔義務的能力。中國因對亞洲的大量的逆差,應該有其走向區域貨幣國際化的條件,但應是漸進式的。中國現在是一個有儲蓄的國家,而且多年積累,攢起來這么點錢,所以中國政府可以借儲蓄短期內激勵國家渡過難關,但是并不表明中國能長期維持這么高的資產價格,和人家長期拼實力。很多問題如果處理不好,中國可能還有資金外流問題,一旦人家復蘇,中國經濟的長期競爭力下降,中國不斷出現逆差,資金外流和人民幣貶值還有壓力,不光是升值壓力,現在就看怎么去理解這些事。人民幣的國際化,從國內的角度看,可能稍微消極一點,從國際的角度看,積極一點。張宇燕:張平說的那點我同意:中國是外向型經濟但不是對外依賴型經濟,我看到英國人做的一個研究,說中國的進出口看起來出口依存度很高,達35%,但按凈值計算則占GDP的7%-10%.人民幣國際化,我盯的實際上是一個人民幣的地區化。周邊國家對人民幣需求很大,如果能做起來,就很好了。一點點推,積累起十年看看。我們主要的目標,首先是周邊國家,至于你到國際市場和美元和歐元去競爭,那是后話。人家愿不愿意持有你的人民幣,或資產,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張平講中國的情況可能沒像想象那么好,這很可能是對的,但是人的選擇還不全是在好和壞之間進行選擇,通常在壞和更壞之間選擇。美國經濟衰退按理說美元走弱才對,但歐洲情況更糟,結果人們還是選擇美元。創造一個使用人民幣的環境是關鍵曹彤:這輪國際金融危機根本的啟示,是如何保證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安全穩定。經濟全球化以后,全球經濟對貨幣的需求量越來越大,這個貨幣實際就是美元。在國際貿易當中,歐元只占了不到20%,美元占了70%多。假如美國這個國家是一個中立的、中性的國家,只是類似于一個全球中央銀行一樣,全球的貨幣供求也不會有大問題。但關鍵是美國有它自己的戰略,它有全球爭霸的戰略,需要在中東打仗,需要全球控制,它有期望值,希望每個美國人都住上好房子,每個人都過上好生活,這種戰略本身對美元金融供給的需求量就很大,加上它對全球金融領域的控制權,使得其金融早已脫離實體經濟,通過一系列金融制度和金融衍生產品創新來獲取超額利潤。我想這是個基本矛盾,近年來歷次金融危機,說到根上都是全球單一美元本位幣的問題,都是美元超額供給的問題。這輪的金融危機,不管以什么結果收場,三五年以后恐怕還要再來一輪。這次仍然以超額供給貨幣流動性解決暫時的問題,這種流動性必然帶來一個更大的問題。而三五年,或者拉長到十年,十年當中美國還有自己的利益,還要加大貨幣投放,因而金融危機必然會不斷地反復。不根本解決這個問題,整個人類社會恐怕都會反復受牽連。這次金融危機看似歐美受沖擊較大,但從實體經濟層面看,最終受影響最大的還是亞洲發展中國家,兩類國家受到的損害最嚴重,一個是發展中國家,一個是外匯儲備多的國家,這兩類國家都集中在亞洲,整個亞洲占全球進出口總額的1/3,占外匯儲備42%.只要這種根本的貨幣體系不改變,中國、亞洲、包括將來可能會發展起來的非洲、拉美,都會跟著這套制度體系周期性地受影響。如何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首先還是要回到全球金融體系怎么構建上。我個人認為,構建一個兩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肯定比一元的要穩定,三足鼎立的體系肯定比兩元化穩定。為什么這么說?一元化穩定的前提是美國放棄自己的國家戰略,不去全球爭霸,不追求國內全體人都住上好房子。兩元化實際上有一種制衡,變成美國和歐洲都去全球爭霸時,才產生超額貨幣供給。如果是三元化的,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脫節的前提是三方都去爭霸,都超額供給,才會脫節。只構建兩元化體系行不行呢?我覺得有問題,主要是歐洲和美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相關性太強,國際戰略也太接近。從趨勢上看,亞洲已經逐漸成為重要經濟體,比如說GDP差不多占到全球的1/3,如果在亞洲形成一個貨幣金融制度安排,跟歐元、美元形成穩定的三足鼎立的貨幣關系,會客觀上保證全球政治經濟的長期穩定,從中長期來看,應作為新一輪貨幣金融體系構建的方向。亞洲貨幣體系以什么為核心,以什么樣的制度安排是問題的關鍵。日本曾提出“亞元”,仿造歐元的模式,是一個思路。但這種模式最大的障礙是亞洲社會心理和政治互信的包容性不夠。歐元產生的前提是政治和社會具備一體化的基礎,其背后有一個長期的政治和社會一體化的訴求。換句話說,歐元真正的穩定一定是歐洲政治一體化的最終實現。從亞元產生的背景看,亞洲社會政治環境,比歐洲要復雜得多。即使是東亞和東南亞各國,因為有日本的因素,也很難形成政治上的聯盟體,不僅僅是二戰因素,還因為日美兩國走得太近,已是一個事實上的共同體,政治經濟聯盟。如果形成東亞和東南亞的聯盟,一個重要前提是日本必須跟美國脫鉤,這才能具備產生亞元的社會基礎。至少在十年到二十年的跨度中,這是一個很難實現的貨幣制度安排。剩下來就是兩個選擇,要么以日元為主,要么以人民幣為主來構建亞洲統一的貨幣制度,在日元和人民幣兩者選擇當中,很明顯人民幣要優于日元,主要是中國相對獨立一些,和亞洲文化上更通融一些。亞洲的貨幣制度應以人民幣為核心,形成亞洲人民幣,相對其他方案來說,更具備現實可行性。中國要成為一個大國,首先必須考慮貨幣金融制度安排,沒有這個,你的國際地位、國際影響力,你在當地起到的龍頭作用都很難保證。即使拋開如何發揮大國作用不談,中國現在逐漸進入到一個什么階段呢?就是中國的金融供給現在逐漸在過剩。中國國內的各金融機構的金融資產總量已經是60萬億,而一年的GDP是30萬億左右,金融資產的服務能力正逐漸面臨實體經濟對金融有效需求不足的壓力。今年貨幣供應量的增速是17%,1月份達18%,而GDP今年可能只是8%,兩者相差一倍。當然金融可以引導到農村,但實際上農業在GDP中也就是10%左右,消耗不了太多的金融資產,而且中國還是在資本市場沒有完全發展起來的背景下,貨幣供應量就已經超量增長,如果考慮到這一塊,金融的供給能力將更大。近年來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長,主要是兩塊,第一塊是貸款增多,另外一塊就是剛才張平說的,2005年以來外匯資金大量涌進,必須要通過結匯以人民幣對沖。中國的60萬億金融資產,相對于我們一年30萬億GDP而言,相當于借兩塊錢出去才產生一塊錢產出,效率已經很低了。中國在資本市場還沒有完全發展起來的時候,金融資本已經逐漸呈現出過剩的苗頭,怎么辦?我們現在講中國銀行的全球化,主要還是指銀行跟著中國的企業走出去,企業有金融需求,去亞洲、非洲、拉美,銀行跟著走,這是我們國內銀行國際化的一個初衷。但是到某一天,就是金融產業自身的生存,都要求你必須要出去了,國內實體經濟消化不了這么多錢了,這一點很有可能跟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的路子相似。再一個是國際規則的制定,現在中國在國際規則的制定上,介入的太少太少,幾乎完全是被牽著走。在金融規則方面的被動,也跟我們金融國際化程度低有直接關系。有些規則本身是限制發展中國家銀行的規則,由于我們的話語權太少,也只能被迫接受。所以從這幾個角度來說,人民幣的國際化,其實是中國整個國家國際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實施層面看,貨幣的國際化,主要還是用出來的。人民幣能否在全球尤其是亞洲流通起來,關鍵還在于我們能不能創造一個使用人民幣的環境。在東盟10個國家中,真正有中國銀行分支機構的只有6個國家,而這6個國家除了新加坡以外,那5個國家,一般最多只有一兩個銀行的非常有限的分支。其他像老撾、緬甸等四個國家一個中國的銀行也沒有。在這些我們的金融機構沒有布到的地方,產生人民幣的需求是非常困難的,充其量在邊貿的地方用現鈔交易,一旦縱深到其內地,就沒有人民幣的受理環境了。張平:在這塊上,金融管制放松沒跟上。曹彤:我們是有外匯管理條例,沒有人民幣管理條例,人民幣現在沒有一個政策,只有一個人民幣帶出境外有兩萬塊的限制,現匯怎么出去不知道,在境外發放人民幣貸款可不可以,不知道。怎么創造一個使用人民幣的環境?我個人認為,應該在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兩個之間要協調,首先從金融機構看,我覺得如果搞東盟10+3的范疇,你在10+3范圍內設我們銀行機構,除了金融機構自己生存,他要承載著在當地擴展人民幣的要求,這是金融機構層面,現匯現鈔怎么辦,要創造一個環境。張宇燕:美國銀行沒有進到中國來,實際上它的美元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很大的,你說的是對的,中國有銀行到那兒去,這是可以的。曹彤:把代理行延伸出去也是可以的,但是怎么代理,如何落腳,這套清算體系要搭建起來。其次是從資本市場角度看,目前海外人民幣太少了,用不起來,可以考慮通過資本市場的人民幣債券和股票發行,迅速創造人民幣需求,迅速產生人民幣市場。現在在香港可以發人民幣債券了,下一步可以考慮在上海對整個東盟國家的企業發人民幣債券和股票,讓他們把人民幣拿走,再拿人民幣買我的東西,通過資本市場把人民幣推出去。我基本上的想法是,現在不一定確定明確的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表,但應該有一套比較縝密的人民幣國際化的規劃,包括政府間的協議安排,金融機構的人民幣使用環境的建設,金融市場的推動,邊貿小額交易的使用等等,在實施中則是穩扎穩打,走一步推一步,逐漸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人民幣走出去的“拐點”是否來臨?向松祚:人民幣的國際化和構建某種形式的亞洲貨幣區,實際上是整個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建問題。為了籌備下個月的G20峰會,英國大使館最近找了一些國內專家咨詢意見,想了解中國對這個會議有什么預期,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有什么建議和想法。我知道美國已經把方案提出來了。國際貨幣體系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美國也說要改革,但他們依然堅持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政府為主導。美國現在就是要求各國借錢給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是像中國、日本這樣有大量外匯儲備的國家。因為現在世界貨幣基金組織資金嚴重不足,只剩下幾百億美元了,哪有能力去挽救全球金融危機,去幫助東歐那些陷入困境的國家。現在日本已承諾借1000億美金給基金,中國還沒有承諾。據說美國和歐洲還有可能建議基金組織增設兩個副總裁,讓發展中國家來擔任一個副總裁。問題的關鍵是美國是否放棄它在基金決策里面的否決權。據有關消息說,美國說它不會放棄一票否決權。現在擺在中國面前的就有一個重大的決策,你是不是繼續承諾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繼續在這個架構內玩?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4月2日倫敦的峰會,就是要說這個事。還有,中國到底買不買美國繼續發行的國債?這主要是中國對美國國家信用的信心問題。美國肯定要大量發國債,別無選擇,它今年的預算赤字1.75萬億美元。判斷下一步美國金融危機的走勢,美國龐大的財政赤字怎么去融資,是一個關鍵指標。如果現有國際上的錢愿意去買美國國債,問題不大。如果是這樣,美國的債券價格不會大幅度下降,長期利率不會大幅度地上升,通脹預期也不會上升,這當然是較好的一種情況。然而,假若中國不繼續購買美國國債,甚至中國拋售美國國債,日本也不買,不僅不買還拋售,美國國債價格就會下滑,美國國債價格下去以后,通脹馬上就上來了,長期利率將飆升。我一直在思考,看了很多相關數據,我覺得美國很可能會陷入一個長期的滯漲。美國會不會重蹈日本的覆轍?這次金融危機最深刻的本質是什么?應該是一個國際財富分配、收入分配長期嚴重失衡所釀成的巨大危機。正是從這個本質意義上來看,我認為這次金融危機可能對中國是一個戰略拐點,戰略拐點從經濟層面有兩層含義。第一,中國確實要把國內居民的需求機制,激發內需的長期機制建立起來,就是說從現在開始,中國的確要有一個戰略上的轉移或轉折,那就是要依靠國內消費真正帶動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廣大的低收入階層和廣大農民,他們的收入、消費機制,包括信用機制需要盡快建立起來。這是對中國和中國領導層提出的一個巨大的挑戰。對中國而言,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契機。第二,中國確實要參與創造或參與分享國際一般購買力了。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是國際一般購買力,美國通過美元發行,不僅買你的服務,買你的產品,買你的旅游,它通過各種基金就把你公司都買了,把你的行業控制了。中國過去沒有從國家戰略的層面來高度重視金融,不像美國和歐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一直在思考怎么繼續維持美元霸權,讓全世界繼續用美元。這次金融危機迫使中國領導者和有識之士必須思考這個重大問題,我們究竟應該怎么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重建,不是說我們派一個人去當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副總裁就行了,增加一點兒份額就行了,那沒什么用,核心的問題是未來能夠參與控制國際的一般購買力,參與發行國際儲備貨幣,擺脫美元霸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人民幣的國際化、區域化,我同意曹彤的說法,要提高到國家最高的戰略層面來考慮。這個過程可能很漫長,但我們必須面向未來,不管30年還是50年。參與國際貨幣體系重建,中國一是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二是沒有底子。我的建議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說中國應該跟臺灣地區、新加坡,當然香港地區就不用說了,先搞一個大中華貨幣區,我覺得這個很可行。大中華區域都說中文,交流起來非常容易。更重要的是這些區域的經濟相互聯席異常緊密,可以說嚴重依賴大陸,我算了數字,大中華區加起來的GDP已經超過日本,而區域內的貿易、資金、勞力的流動程度已經超越到歐元區了。從理論上說,大中華區最有條件搞貨幣區。我們先搞一個大中華貨幣區。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的條件已經成熟張宇燕:這個區域內的協調機制怎么做,我覺得必須有過渡性工具,比如歐盟啟用歐元作為計價單位,我們也可以試著搞一個中華貨幣單位。向松祚:第一步大中華區搞起來以后,第二步就把東南亞這些國家都弄進來,東盟十國,然后是日本、韓國等。大中華弄起來,對周邊的吸引力就太大了,比如融資,他們不到香港就到新加坡,不到新加坡就到上海,搞一個貨幣區,里面核心的吸引點是要有金融中心。張宇燕:我想可以模仿小川英治的想法,弄一個大中華的貨幣單位,各方貨幣的比重可以根據過去多少年的人口和GDP等因素。向松祚:大中華貨幣區建立之后,第二步是建立東南亞貨幣區,到那時,人民幣就已經是國際貨幣了,可以和美元、歐元三足鼎立了。中國用20年的時間能夠實現三足鼎立,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三足鼎立后,大家商量三個貨幣之間是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就有談判權了,現在中國沒有談判的籌碼。到時甚至可以搞一個全球的貨幣單位,也不是沒有可能。現在全球呼吁固定匯率的呼聲越來越強,比如歐洲央行行長也說了,浮動匯率確實是現在的一個大問題,奧巴馬的高級顧問沃爾克也說了,他說匯率浮動確實是個大問題,匯率這么波動,一天漲10%,第二天跌10%,做企業的沒有誰受得了。這一次會議,歐洲與美國也要談這個事情,但是搞固定匯率還是搞一個匯率浮動區間?蒙代爾提了一個方案,建議歐元和美元之間首先搞一個匯率浮動區間,比如在1.2-1.4之間,搞一個浮動區間類似匯率固定,也比自由浮動、天天發神經要好。在亞洲搞一個以人民幣為中心的貨幣區非常必要,當然要政治家來推動這個事,政治家要高瞻遠矚,不然做不起來。曹彤:我覺得短期內改變現在的國際貨幣制度是不現實的,當前中國只能是在現有框架下去做,如果一步把它推翻,沒有一個非常好的替代方案也不行。我覺得,第一,是要在現有的國際框架下盡量地去周旋,盡量地多要一些利益。現有的框架,美國的態度非常明確,它就是要維持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體系,既然這個體制改不了,我覺得它給的,我們就要。增加中國的投票權,增加副總裁職位,我們都要。既然改變不了大的體制,小的實惠就不要放棄。第二,我比較同意你剛才那個說法,現在是個契機,但這個契機不是一個革命性的契機,只是一個相對的強化我們軟實力的契機。現在中國的談判地位高了,我認為中國應該對美國提三個條件:首先,美國境內的資產允許中國去購買,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拿著各種血汗錢換的美元,如果在美國實現不了購買力的話,那就是個廢紙,如果只能買美國國債的話,也是廢紙,你永遠拿著美國國債,換不成任何資源和物資。其次,美國人不能再要求人民幣升值。美國得給一個明確的說法,給一個相對固定的承諾,起碼不能對人民幣發動攻擊,逼著人民幣升值了。再次,東盟10+3機制中有一個共同貨幣儲備基金,原來是800億美元,剛剛增加到1200億美元,要強化這個貨幣互助機制。這部分基金的使用原來是要跟著IMF的規則掛鉤的,是為接受IMF援助的國家提供配套的一個機制,中國要明確跟美國提出,兩者要脫鉤,共同貨幣儲備基金的使用要獨立于IMF之外。張宇燕:我感覺目前建立亞洲貨幣基金條件幾近成熟。向松祚:以前美國的想法,就是中國要搞亞洲貨幣基金,第一美國要參加,第二你們這個基金只能是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配套的,相當于基金組織的一個分行,要執行總行的規定。曹彤:現在是要變成一個獨立的法人,變成一個獨立的銀行。張宇燕:胡錦濤主席提的四點里還有一個,就是區域貨幣合作,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建立亞洲貨幣基金這個事情可以提了,但里面要處理好幾個關系,但核心是處理好與日本的關系。東盟那些國家,全部加起來GDP也只有中國的1/3,所謂10+3中,這3占到大概88%,10很少,而這3里面,韓國1萬億美元,中國和日本都是4萬多億美元,在東北亞,核心就是中日。所以我強調政治意愿,這個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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