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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黨論唐清泉:中國民營上市公司制度環境與績效問題研究*

標簽 中國 銀行 交易 
2014-03-10 10:50:54
來源:你我貸

內容提要:在中國目前轉型經濟的情況下,政府環境構成了民營企業外在環境的重要部分,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以及企業之間的競爭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應對政府環境、處理與政府的關系也就構成了民營企業戰略決策和經營行為的重要方面。本文以中國民營上市公司為例,通過對2002―2005年民營上市公司的政治關系的刻畫,考察了制度環境中的地區產權保護水平、政府干預水平、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對所在地的民營上市公司政治參與的影響。研究發現,當地方產權保護越差、政府干預越大以及金融發展水平越落后的時候,民營上市公司更有動機去與政府形成政治關系。其原因在于這種政治關系對民營上市公司是一種對市場不完善下的替代保護機制,是轉型期民營企業發展自發形成的機制。

關鍵詞:產權保護;政府干預;政治參與

*羅黨論,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郵政編碼:,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唐清泉,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郵政編碼:,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作者感謝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和中山大學經濟研究所基地建設經費的資助。作者還感謝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鄭國堅博士、重慶大學辛清泉博士的幫助,也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的寶貴建議,當然文責自負。

一、引言

在我國,民營企業廣泛的政治參與已成為必然趨勢(陶慶,2004)。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國家工商總局和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聯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接受調查的企業家中,將近1P3的人希望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據統計,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的數量為3000名左右,全國政協委員為2238名左右,其中就有133名人大代表、100名全國政協委員來自民營經濟代表人士。而浙江省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當選浙江省政協副主席以及重慶市力帆實業集團董事長尹明善當選為市政協副主席,無疑標志著企業政治關系的一輪高峰。在民營企業蓬勃發展的背景下,民營企業的政治參與有著復雜的動機,但我們對其內在機理尚缺乏深刻的認識。

實際上,企業建立政治關系的動機在國際上已被經濟學家研究多年,Agrawal和Knoeber(2001)發現那些與政府部門密切相關的行業里的企業會有更多的政府官員擔任董事。Faccio(2006)對47個國家的個上市公司在國家層面上的政治關系決定因素進行研究,發現這些擁有政治關系的企業在腐敗較嚴重、外資進入限制較大和制度更不透明的國度比較普遍。Boubakrietal(2006)發現政府權力越集中、任職時間越短,政府越會在民營化的公司中安排政府官員。同時,國家的法律越不獨立,企業的政治參與越普遍。

在中國目前轉型經濟的情況下,政府環境構成了民營企業外在環境的重要部分,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以及企業之間的競爭都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如何應對政府環境、處理與政府的關系也就構成了民營企業戰略決策和經營行為的重要方面(張建君、張志學,2005)。一般來說,企業總是處于特定的制度環境中,并且其行為傾向于趨利避害,適應所處環境,從而企業的很多行為應該是內生于其所在地的制度環境。因此,了解制度環境如何影響企業行為,應當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基礎(Williamson,2000;夏立軍、陳信元,2007)。Downs(1957)認為人們會通過比較投入與產出的關系來決定自己的參與范圍和形式,政治參與在本質上是出于利益的考慮,而且首先是出于對物質利益的考慮,總是尋求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我國的民營企業經過從無到有、又逐漸強大的發展過程,這種奇跡般的發展是在各方面制度環境不完善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意味著一定存在著某種內在機制促成了這種奇跡般的發展。

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我們以中國上市民營公司為樣本,實證證明民營企業的政治參與動機顯著受到了地方的產權保護水平、政府干預水平及金融發展水平等市場環境的影響。換言之,民營企業的政治參與是民營經濟在各種法律不完善、產權保護不周的環境下起到良好保護作用的替代機制。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Allenetal(2005)提出“中國之謎”的命題①,也有助于從國際視角解釋民營企業在各種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仍能得到迅速發展的內在機理。第二,以前國內對企業政治參與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通過大樣本的調查問卷來進行(敖帶芽,2005;陳光金,2005;王曉燕,2007;Baietal,2006;Lietal,2006)。問卷的方式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營企業的政治參與動機,但畢竟很受調查方法的局限。Fanetal(2007)以中國上市公司為對象考察了高管的政府背景與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但這些公司是以國有上市公司為主。Chenetal(2005)利用中國民營上市公司的數據對上市公司的政治參與動機進行了初步探索,不過他們更多是著重于政治關系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從制度環境來考察企業的政治關系形成的文獻尚不多見。本文是對近年來民營上市公司政治參與的詳細刻畫,這跟Faccio(2006)建立多個國家的公司政治關系數據的意圖相一致,其結果無論是對民營企業的理論研究與政策實踐,還是對豐富文獻都有重要的意義。

下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市場環境與民營企業政治關系的形成進行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第三部分是研究設計;第四部分是實證檢驗的結果及分析;最后給出研究結論及討論。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North(1990)把憲法、產權制度和契約看成是正式的制度,規范和習俗則為非正式制度。而且他發現制度有效(即制度的選擇最終總能導向最優)的思想與現實社會的很多現象不相符,特別是在很多國家和地區,無效的規則為何存在和繼續?為了解釋這一現象,他又增加了意識形態和路徑依賴等解釋變量。盡管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但是兩者又存在著緊密的聯系。

羅能生(2002)認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任何正式制度的作用都離不開非正式制度的輔助。同樣,非正式制度有效地發揮作用也依賴于正式制度的支撐。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價格體系和完善的法律系統,從定價和法律執行的角度出發,交易成本將十分昂貴。這就意味著,經濟轉型中的企業更傾向于利用人際關系網絡作為自身經營戰略的一部分,而不是通過市場去獲取資源或開展戰略聯盟(Choietal,1999)。Xin和Pearce(1996)的研究也發現,與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相比,民營企業把關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時也在建立關系上投入更多的資源,以期得到從法律和正式制度中得不到的支持和保護。Chenetal(2005)、Baietal(2006)、潘紅波等(2008)均發現在我國法律保護水平普遍不高的情況下,企業的政治關系可以保護企業的產權免受政府的掠奪。

在本文中,我們把制度環境中的地區產權保護水平、政府效率以及金融發展水平看作是正式制度的發展,把民營企業形成的政治關系看作是非正式制度的存在,進一步來論述它們之間的關系,以下分述之。

(一)地區產權保護水平與政治關系的形成

產權制度是市場交換得以進行的前提。在制度經濟學看來,產權清晰很重要,而產權保護更關鍵,因為產權清晰是決定市場交換的可能性,產權保護才決定市場交換的現實性,決定企業發展深度與廣度。從邏輯上講,只有切實地保護私有財產權,企業的產權才能得到保護。法律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可以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法律的制定,二是法律的實施。Pristor等(2000)研究表明,完善的法律需要依賴有效的實施,許多轉軌型經濟的法律體系雖然直接借鑒了歐美較完善的地方,但是由于得不到真正有效的實施,私有產權的保護仍然存在很大問題。

Johnson等(2002)以及Cull和Xu(2004)的研究表明,在轉軌經濟中,由于法律對私有財產權保護不明確,私營企業的發展存在不確定性,面臨更大的風險(比如被勒索、遇到糾紛時受到不公平待遇等)。與西方國家在近代普遍建立較為完善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相比,中國傳統法律既不是用來鞏固傳統的宗教價值,也不是用來保護私有財產。相反,其首要目的是政治性的,即強化對于社會的政治控制(蔡寶剛,2005)。這種產權的不安全性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更是明顯。民營企業產權保護缺少明確的法律依據。我國在很長時間都沒有一部《民法典》來系統界定和保護物權。私人企業的財產合法性尚未獲得政治上的明確保護。我國憲法中沒有直接明確保護民營企業產權,憲法條文對民營企業和私有財產的保護程度明顯弱于對公有財產的保護。由于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在政府心目中親疏有別,因此改革以來多次進行的宏觀調控中,民營企業為此付出的代價最大。比如,當中共中央、國務院1982年4月下發《關于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后,各地方政府首先把民營企業當作打擊的重點。當時比較出名的事件就是浙江省溫州市政府以“投機倒把”之罪名將柳市鎮從事經濟經營的8位冒尖者進行抓捕,時稱“八大王事件”。2004年的宏觀調控中,又有民營鋼鐵企業江蘇鐵本被強制關閉,造成巨大的損失。這說明在我國,由于產權保護的不安全性,很可能出現民營企業的產權得不到保護。

那么,在財產權得不到妥善保護的情況下,民營企業為了安全地發展,就會通過跟政府形成良好的關系來達到目的。不過,不同地區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情況很不均衡(CullandXu,2004),世界銀行(2006)對中國120個城市的投資環境調查也顯示,各個城市之間的產權保護存在著相當的差異。那么,這種地區之間產權保護的程度差異必然會影響地區間民營上市公司政治參與的程度,由此可提出第一個假設:

H1:民營上市公司所在地產權保護水平越差,企業越容易跟政府形成政治關系。

(二)政府干預水平與政治關系的形成

尋租是個人或團體為了爭取自身經濟利益而對政府決策或政府施加影響,以爭取有利于自身利益再分配的一種非生產性活動。大權在握的政府官員極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錢或其他報酬引誘,做出有利于提供報酬的人從而損害公眾和公眾利益的行為。可見尋租因政府干預成為可能,又必然因這種干預的過度且缺乏規范和監督而成為現實。其主要危害在于“不僅使生產經營者提高經濟效率的動力消失,而且還極易導致整個經濟資源大量地耗費于尋租活動,并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大經濟中的交易費用”(衛志民,2006)。這也是導致許多政府干預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赫爾曼等(2002)根據世界銀行和歐洲發展銀行1999年對25個轉軌國家的3000家企業的調查資料,考察了轉軌國家政府與企業的交易關系。他們的研究表明,企業向政府官員的行賄支出量與政府干預的減少具有直接相關性,盡管政府對民營企業決策干預比較少,但企業付出的“賄賂負擔”卻比國有企業重得多。政府部門可以根據一些規則對企業進行干預,從而為他們獲得相當的租金收入。在我國,地方上對民營企業的亂攤派、亂收費非常普遍,有些企業雖然不情愿,但是為了避免被“穿小鞋”,不得不違心地接受。世界銀行(2006)從稅費、企業在娛樂與旅游的支出、與政府打交道的實際時間、通關速度等方面考察了中國120個城市的政府效率,調查顯示地區之間的政府效率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對投資者的效率產生了很大影響。企業在跟政府的主要幾個部門,如稅務局、公安局、環保局以及勞動與社會保障局等打交道的過程中,所受到的干預程度在不同城市和地區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排名最靠前的10%城市里,企業平均每年與政府打交道的時間少于36天,而排名最后的10%城市,最起碼每年要花87天時間與政府打交道。可以預見,在政府干預大的地區,為了提高效率,方便企業的運作,政治參與所能獲得的身份優勢就凸顯出來。比如民營企業主通過獲得諸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政治身份參政、議政,與政府保持良好的溝通,并向政府反映和表達他們的想法;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家可以在各級人代會、政協會議等正式場合與各級政府官員保持接觸,建立和維持良好關系。通過跟政府形成良好的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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